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致公党成立100周年。作为“侨党”，中国致公党代表广大侨胞的利益，是投身抗日救国、支持抗日民族武装的政党，在民族危亡面前，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争，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1932年3月27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布第二号通告，通报了发生在上海的淞沪抗战，致公党上海支部见证日本军国主义在上海犯下的侵略罪行及上海人民抗日救国的历史。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日，日军侵占沈阳，几天之内又占领长春、吉林等地，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九一八事变后，香港当局查禁邮件十分严密，总部设在香港的致公党中央常以“快邮代电”方式向各地致公党党部通报国内形势，“致电”海内外各级所属分部、支部，随时通告中国致公党总部的指示。1931年9月29日，南北美洲致公党联合通电南京蒋介石、北京张汉卿（张学良）、广州陈伯南（陈济棠），提出“废党治、开国会、挽民心、对日决战，本党誓为后盾”的声明；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驻古巴总支部发表宣言，呼吁侨胞团结抗战；同时美加各地洪门组织，纷纷召开“抗日救亡”演讲会，报告国内形势，发动侨胞抗日救国。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不到一个月的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成立之时，陈炯明就在《致蔡元培张继书》中，首次发出各党各派“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的号召，成为全国最早投身抗日救国的政党之一。1931年12月4日，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离开香港后第三次北上，到上海偕同章炳麟同往天津，会晤常住天津的段祺瑞等北方要人，商议重组“共和大同盟”，以逼使南京国民政府共同抗日救国。陈炯明在上海、天津一共逗留了5个多月，于1932年4月下旬返回香港。1931年12月中旬，中国致公党通过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共筹得10万银元（大洋）。陈演生、马育航、钟秀南（致公俱乐部副主任）等化装成商贾，冒着刺骨严寒，几经艰辛，将10万银元送交东北义勇军。1931年12月30日，九一八事变发生不到4个月，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以“快邮代电”形式向各地致公党组织号召抗日，密报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北上之事宜（电文摘要如下）：海内外各级党部同览，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总理即草定救国大计专函南北耆宿共策，并发表告国人书，总理因接北方实力派诸领袖派员来港催促，当於十二月四日由港趁轮北上，本会迭奉函示诸事已有具体办法，全国人心对国府外交已异常愤闷，正我党戮力救国之际，希即密告各同志准备一切，俟各事成熟当再密电通告，慰旅外同志及我华侨热望（中国致公党干事会印）。1932年7月，陈炯明又重赴天津，此时，听到风声的日本人也企图拉拢他。面对日本的利诱，他明确提出“先归还东三省”的条件，拒绝了日本人的收买，保持住了民族气节。1933年1月中旬，因得母亲病重之电，匆匆返回香港。之后，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通告各地组织筹备抗日救亡事宜，发布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广大爱国侨胞，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事业。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在上海闸北天通庵车站向十九路军发动袭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上海人民纷纷奋起支援十九路军，中国致公党上海第一支部及上海洪顺互助会（注：洪门致公堂的前身为洪顺堂）积极投入抗战。中国致公党发出第二号通告：接上海洪顺互助会即本党上海第一支部称，自一月廿八日沪变突起，使南北虹口一带进入战区，日军与日浪人之残暴以及作战情形已载港报，一支部中同志被拘，设法派员护出。而属部同志大多数位居闸北虹口一带，此次沪变时正值午夜，同志等均皆只身携眷逃出，妇孺稚子哭声震天，弹火延烧赤地数十里，同志及眷属散离失所，数千人惨苦难言，喻令复扶老携幼，请同仁等设法从容救济，目视情形虽自顾不暇，然而义不容辞，寻觅隙地余室暂作收容同人，万分危急之秋直似釜鱼挣扎而已，本互助会设法筹捐，即日接济数千，湖鲋西江之水而已。电海外各部加以同情，查此次沪变国人受难者数十万，本党同志及家属被灾亦达数千人。除由香港中同志尽力捐助汇济外，合行通告总部，并辖所属支、分部尽照设法捐助，所有捐册收条由各党部自行制编，捐得之款速汇回港党部收转汇上海洪顺互助会，数目由洪顺互助会登报，各党部务宜踊跃捐助以符本党共济。此通告发布到各地致公党分部、支部，广大致公党党员、洪门人士、华侨华人积极响应，踊跃捐助。中国致公党全党投入“勉励侨胞，捐资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伍，以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1932年2月3日，加拿大洪门组织召开救国抗日大会，号召捐资救国，并以“全加洪门救国抗日会”名义致电第十九路军及抗战将士，警为抗战后盾；同日，旧金山中国致公党总部及五洲洪门致公总堂的华侨筹集捐款，以每架5500美元的价格，购买加州军火公司的飞机，飞往上海。
△1943年8月25日旧金山致公党总部致旅美华侨义捐救国会执事书淞沪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十九路军赢得了中国致公党全党的敬佩。1934年8月23日，蔡廷锴、谭启秀一行抵达纽约时，司徒美堂亲自陪同。他们于11月9日到访中国致公党旧金山党部，受到致公党总部的热情迎接。在1934年的总部会议记录中记载：……谭启秀军长依时到会参加公宴，到时，各昆仲全体起立表示欢迎，五时入席，席次，会长胡维琳宣布宴会理由。次由司徒俊葱君致欢迎词。随请谭军长演说。我洪门为最老之革命团体，应有救国责任。此后抗日工作，当望致公堂与全国人民一致努力，以纾国难。并请萧步云（美东）、伍少逸先生演说，后由司徒俊葱君答谢，宴至七点余钟散席。1932年2月28日，司徒美堂发文，“特别通告”五洲致公堂同仁：“特恳五洲致公各团体，从速筹集巨款，陆续寄来，以资接应玉帅前方军糈饷食。”自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美堂深明大义，铲除门户之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侨众，联合华侨社会中的一切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救国统一指挥机构，动员广大侨胞募捐救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为国捐输，共赴国难。“义捐救国总会”从成立之初起截至1944年7月，所筹款项达500万美元之巨，位列全美之首，也凝聚着世界各地致公党人、海外侨胞、洪门人士的心血，出钱出力，抗日救国席卷全球……1936年，旧金山成立两个抗日救国组织，即“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和“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前者是中国致公党驻旧金山地方总部联合华侨社团组成的，以中华会馆为主体；后者以个人为单位。
△旅美华侨义捐救国会认捐凭证七七事变后，台山籍侨领黄仁俊、致公党驻旧金山地方总部主席司徒俊葱等提议，两个抗日组织合并，成立“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两个抗日救国组织以团结抗日大局为重，同意组织统一的抗日救国团体。并于1937年8月21日，在中华会馆召开全侨大会，通过成立“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主席为邝炳舜。“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有47个分会，遍布美国、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大部分致公党、洪门组织及洪门人士积极参与总会活动，成为全美洲各地华侨抗日救国会之规模最庞大者。它显示了美洲华侨大团结的精神面貌，也是美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走向高涨的重要标志。司徒俊葱作为中国致公党的代表担任义捐救国总会执事等要职。中国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奔赴海外各地，与致公党各总支、分支通力合作，致力于募捐筹饷。各地总支、分支及侨胞们对陈演生等非常信任，所有捐款都交由他集中收转。1936年，为团结更多人支援祖国抗日，菲律宾华侨许志猛加入菲律宾洪门团体（后任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主席、中国致公党副主席），发动洪门弟子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疯狂南侵，菲律宾沦陷。许志猛联合爱国人士组织菲律宾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任总指挥。在许志猛领导下，菲律宾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除不断袭击日军、惩处汉奸外，还与友军合作，反攻日本侵略者，参与收复了菲律宾一批重要城市。1938年日本侵占大鹏湾，马来亚致公党负责人官文森组织“惠侨救乡会”，以人力、物力支援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他还用个人资金创建“文森队”，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这一年，旧金山中国致公党总部（五洲致公总堂）还委派代表谭护访问古巴华侨航空学校，慰问了在那时学习战斗机驾驶员的华侨飞行员，鼓励他们早日学成归国参加抗战。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活动，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利用自己的身份，冒着危险，多次帮助和保护逃亡在香港的革命志士和爱国同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致公党员赵昱（曾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有感于国家民族灾难深重，身在上海主持五祖祠和致公堂工作的他，联系海外洪门人士，替东北抗日的义勇军奔走呼号，也先后赴澳洲及南洋群岛募集捐款，以支援各地自发抵抗日军入侵的斗争的志士。1911年，赵昱曾经协助孙中山在旧金山成立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与海外洪门组织及侨胞关系十分密切。1937年，经由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通过，聘任赵昱为政务委员会委员，并由以宋子文为会长、宋庆龄为委员的“救国公债劝募总会”派往五大洲各地劝募救国公债。接到任命后，赵昱偕同其女儿赵金枝离开祖国，专程赴东南亚及美英向海外侨胞宣传募捐。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致公党同仁、洪门人士和侨胞的热烈迎接，1937年11月24日的《大汉公报》转载五祖祠公函写道：政府决心抗日救亡之秋，自能认清国家民族之利益，超越一切任何团体及个人之上，化除成见，捐弃前嫌，一致团结，拥护之，爱戴之，继续辛亥革命吾党输财出力之光荣历史。如赵昱大哥到达之处，希望鼓励全体昆仲踊跃争先购买救国公债，能为全侨首倡，而竟抗日图存伟功，以挽救将亡之国家，复兴垂危之民族。1939年11月27日，《大汉公报》还报道了一则令人感动的故事：专向海外华侨募捐公债赵昱氏，现已达伦敦，沿途所过之南洋各地，在赵氏的尽力宣传下，所得成绩殊佳，对于抗战前途，至多利超。赵氏达到伦敦后，即向当地华侨劝勉购债捐款，并以空邮函寄香港报告当地华侨捐募情况。赵昱沿途所到的地方，侨胞捐输之踊跃，可以坚定相信我祖国必能得到最后之胜利无疑。全伦敦华侨总共计八九百人，生计不太好，而生活程度则较赵昱十年前游欧时增高许多，而侨胞也能努力向前。在此地经商者，赵昱劝其起捐每人购债千元，失业侨胞，在当地政府领到恤金时，也能每月捐出口粮1/4，节衣缩食，以纾解难。当听到赵昱的演说时，热诚果见人也。全伦敦最热心侨胞，则唯惠州老者，竟将其一年来所艰难辛苦俭积之七百元尽数捐助祖国，赵昱被感动至热泪盈眶。赵昱未出国门之前，见我祖国将士，慷慨赴义，赵昱沿途将祖国将士精忠报国之榜样向侨胞宣传，侨胞受感动到频频手帕拭泪，可见其爱护祖国之热情，此次发动全民抗战以来将士之忠勇，侨胞之热诚，均可永远流芳于血史者。今天，当我们回看这些报道，感念当年的真实故事，不但重现了赵昱及海外致公党同仁、洪门人士和侨胞那种爱国热情，更能深深体会到孙中山提出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革命精神之涵义，才能真正明白“强大的祖国才是华侨有力的靠山”。1938年9月3日赵昱回到香港后，立即致函各地侨团、致公党及洪门组织，报告捐输救国情况。赵昱自1937年10月由港出发赴南洋，后经欧洲到美洲，再由檀香山、纽丝崙到澳洲，1938年9月3日回到香港。一年多的时间，赵昱所到之处，沿途侨胞、致公党人和洪门人士为抗战救国踊跃购债，此次捐募公债共有3000多万元是来自马来半岛，若以华侨平均出钱而言，则南非洲第一，菲律宾第二，印度第三，美国第四（后来美国又捐输1300多万元，赶至第一）。1938年12月10日，旅港中国致公党党员尤尚良致信旧金山中国致公党总部司徒俊葱，信中提出抗战的“八条建议”，希望致公党组织和党员能在抗战中发挥更大作用。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该宣言把中国致公党列为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之一，表明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中共高度重视。
△旧金山宪政党捐款收据在向着共同目标奋斗的过程中，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党最终走向了共同的道路。抗战胜利后，1945年5月，中国致公党、宪政党在旧金山联合举办演讲会，邀请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演讲。司徒俊葱主持大会，董必武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全面介绍、阐述中共坚持八年抗战，坚持广泛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基本政策。董必武的演讲，受到广大侨胞的欢迎和鼓舞。1945年8月，旧金山中国致公党总部通电重庆国共两党，反对内战：“主张迅即召集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完成抗战大业，奠定民主基础、国家前途，实利赖之。”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6月9日，中国致公党就在《华商报》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响应并实践“五一口号”，主张：（1）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前提是结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2）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通过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在“集思广益，相互研讨底下产生一个完整的共同政治纲领”。（3）认同中国共产党在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宣言》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中国致公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个具体过程，在各民主党派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历史上各民主党派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同致公党所经历过的那样，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也同样以响应“五一口号”为标志，从实际行动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者系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中国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顾问、致公党厦门市委原专职副主委、厦门市侨联原副主席、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名誉教授）
作者：王起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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