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阳明学的形成、传播与发展，存在着“地域性”与“区域性”两种形态，“水域”（“江域”或“海域”）乃其主要载体。换言之，阳明学的传播路径与当时的水路交通有密切关联，传入东亚区域也主要靠的是海上交通。其中北上之路与大运河密不可分，大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地带对于形塑地域阳明学具有重要意义。而南下之路则分别与钱塘江、赣江、湘江、乌江、珠江、西江等几大水系相关，亦与各地域性江河密不可分。正因为这些水系所形成的“网络”具有地域、跨地域特性，才使得沿线文化表现出具有“共同体”特征的开放性、通融性和自洽性。这一网络不仅跨越江南、江北的自然区域，而且链接燕赵、齐鲁、中原、江南、华南、西南等不同文化圈，同时还通过浙东大运河从宁波入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把中国的阳明学“输送”到东北亚等区域。
阳明学的地域性，亦即国内传播，其无论在同地域还是跨地域间都存在着频繁的交流、互动与融通，因而极易形成地域性的思想流派或带有明显地域文化性格的门人后学群。其中江右王门是众多地域流派中最为繁盛的一支，几乎可以县级为单位来细分其支脉。王士性有两句话对了解江右何以成为王学最繁盛地颇具启示意义。第一句是“阳明先生发良知之说，左朱右陆，而先生勋名盛在江右，古今儒者有体有用无能过之，故江右又翕然一以良知为宗，弁髦诸前辈讲解，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所谓“左朱右陆”有朱陆合流、兼备之意，“弁髦”意指鄙视，“诸前辈讲解”则代指汉儒和宋儒。第二句是“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广志绎》）。“务啬”即务农、耕种之意。关键是“愁苦之思”，心中有愁苦，故宗教情结浓郁，而阳明学的乐学精神、活泼性格恰好可弥补愁苦心结。王士性的第一句话是指学风，第二句是指民俗和世风，二者相互作用，才成为合力，导致江右“翕然一以良知为宗”。明中后期，江右地区宗教氛围浓厚，宗法势力强大，自然经济发达，虽有江右商人商帮，但以经营南北杂货为主，势弱力微，社会风气大异于江南地区。“王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固然是因其在江右的事功、学术卓著于别处，但江右固有的历史文化环境亦不可忽视。
若能以阳明故乡绍兴为中心画一王学传播路线图，可勾勒出以下四条线路：一条是从浙东经过江西、湖南进入贵州并逐渐扩散到滇中、川东南；一条是从浙东经过浙西北进入江苏、安徽而传播到皖南的池州、宁国、铜陵等地；一条是从浙东经过浙中进入赣东、赣南而传播到潮州、河源以及漳州、龙岩等地然后又进入泉州和福州；一条是从浙江经过江苏、安徽而传播到北方的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地（其中还应包括其弟子后学在北京讲学向四周辐射的辅助效应）。这四条传播路线图可以说是引导我们探究阳明学传播史和王门流变史的主要通道。
以上所有传播过阳明学的地区，又因阳明讲学背景、传道心境尤其是诸地文化资源和吸收消化程度的不同，而显示出各自的地域特色，故而在致思取向和学派阵势上都存在不小差异，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亦有明显区别。总的来说阳明学的核心区域有五处，即浙江绍兴、江西赣州和吉安、江苏泰州及广东潮州。
绍兴作为阳明学的发祥地和阳明学说的成熟地，因靠近明代南方的政治中心和经济繁荣地，受到的禁学术、毁书院的压力最大，迫害最深，衰微也最快。潮州是粤中心学、江西理学、楚中理学、浙中心学等几大学术力量的交汇处，有勇气超越不同地域文化，调摄各路思想流派，使阳明心学与乡土资源相融合，把阳明学与白沙学、甘泉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开拓出颇有特色的粤中王门乃至岭南心学。而作为阳明学展开地和极盛地的吉安乃至整个江右，因在朝的阳明弟子较多，官也做得比较大，拥有层层保护伞，故而传承最久，辐射最广，影响最大，与宗族社会文化的结合也最紧密，在晚明还与东林党人有重合互动之趋势，遂成为阳明学传播、发展的核心区域。泰州尽管也靠近政治中心，且地处很重要的淮南盐区，但偏离江南商品经济繁华区，使得该分支较为混杂，师承关系交错，学术宗旨各异，是南北思想交汇、平民学术崛起的集中反映，故而思想系统亦别具一格，成为阳明学发展的创新地和变异地，大有与绍兴、吉安等地王门分庭抗礼之势。
阳明学的区域性，亦即域外传播，则如同古代中国的其他精神文化，因缺乏主动输出的动力和途径，因而谈不上真正的文化“开放”。古代中国人只有在政治、外交上有特殊需要时才会向外派出使者，才谈得上主动地、有目的地“走出去”“请进来”。因而无论是传统儒学还是朱子学、阳明学，尽管都属于中国思想文化向外输出的成功案例，但在文化传播学意义上依然属于他动的、不自觉的，因而也是无目的的、低效率的，与历史上外来宗教文化向中国主动地、有目的地输入、传播有本质区别。因此阳明学传入域外后而形成的“日本阳明学”“朝鲜阳明学”，其实是“日本人的阳明学”“朝鲜人的阳明学”，它与阳明学在中国内部的展开也有本质不同。阳明学在中国的展开，是辐射与被辐射、教化与被教化的关系，靠师徒传授、讲学教化等方式实现，而它在东亚区域的展开，则主要是通过文本解读、自我消化的方式实现，中国式的体悟、感化过程在域外读书人身上很难重现，阳明及其弟子的著作几乎是他们迈入阳明学门槛的唯一通道。正因此，与传统儒学及朱子学相比，阳明学的域外传播，自主性更强，主体意识更鲜明，其正面、负面意义也更突出。
东北亚诸国在民族性格上存在明显差异。反映在阳明学的域外传播上亦是如此。譬如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逐渐从政治层面转向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者个人手中的学问图谱，后来为了实际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作为与佛教相类同的异端思想，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引进和接受，走的是如何适应以正统理学为绝对权威的发展路径。这是导致朝鲜阳明学以“地下”方式传播而难以充分展开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中国的阳明学者是用普世主义的价值理念来看待阳明精神，那么日本的阳明学者就是用工具主义的实用态度来利用和改造阳明学说，朝鲜的阳明学者则是基于原教旨主义的立场来批判地汲取和重铸阳明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从17世纪中至18世纪末，日本的阳明学者能够作为社会思想变革的主导者而活跃于历史舞台，中国的阳明学者则分化为两极，一极走向脱离现实的空疏主义，一极走向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主义，而朝鲜的阳明学者则基本上成了社会变革的旁观者和辅助力量，直到20世纪初才改换角色，成为朝鲜启蒙开化的呐喊者和生力军。一个是主导者，一个是参与者，另一个则是旁观者，这就是东亚三国阳明学在18世纪以前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进入近代以后，情形发生变化，三国的阳明学者都继承和发扬了阳明学中的“自由”之精神、“平等”之意识及“事业”之诉求，而摒弃了阳明学中的“枯禅”之元素，只不过这种情形在近代日本阳明学者那里要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而使之成为中朝两国精英的学习对象。
除此之外，阳明学域外传播的路径问题也是区域或海域文化研究的重要面向。韩国学者曾依据壬辰倭乱时（1592—1598）赴朝救援的明朝阳明学者及其活动而推定传入朝鲜的可能是中国北方阳明学（尹南汉《朝鲜时代的阳明学研究》）。这一观点以及江户初期日本阳明学鼻祖中江藤树通过王畿而进入阳明学的世界、江户末期的阳明学者春日潜庵选择《王心斋全集》在日本刊印等相关史实，为我们比较东亚三国阳明学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即如果可以把中国阳明学分为北方和南方，那么就学术个性而言，朝鲜接受的阳明学比较接近北方阳明学，日本接受的阳明学则较为接近南方阳明学。而宋代以后东亚海域交通所形成的“北线”“南线”之分，则为北方阳明学沿海岸陆路传入朝鲜半岛，南方阳明学从繁荣的东南沿海港口出发并顺季风而通过海路传入日本列岛的宏大场域提供了足够想象的空间。
尽管徐爱等编纂的《传习录》在阳明生前就已传入朝鲜，但《传习录》的朝鲜刊本则要到阳明去世64年后的1593年末才出现，比中国初刻《传习录》整整晚了75年，反倒是比《传习录》晚出的批判阳明学的明朝书籍在朝鲜的刊行时间要大大早于《传习录》。也就是说王学否定论者的理论在朝鲜的传播要早于王学本身，朝鲜阳明学派正是在王学遭受广泛攻击的背景下才形成的。这种思想文化传播史上次序颠倒的现象，不仅凸现出朝鲜阳明学与中日两国阳明学的不同点，而且表明当时的朝鲜思想界具有强烈的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
正因此，作为中国南方阳明学的代表性著作——王畿的《龙溪会语》在朝鲜的命运也与日本迥然不同。1576年由王畿弟子贡安国辑、查铎等刊刻的《龙溪会语》传入朝鲜后仅在居于江华岛的郑氏家族内部流传，后来才经同样隐居江华岛的郑齐斗弟子李匡师后人李建昌之手而传入日本，并很快由稻叶岩吉影印100部，在日本及中国东三省扩散。在稻叶岩吉获得的该书卷首中附有一页李建昌手写的表里帖纸，内容为明代笔记中有关王畿“少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的一则带有贬斥性的逸话。而郑齐斗早在23岁时便批判过阳明学的“任情纵欲之患”，认为“任情纵欲”四字乃“真得王学之病”（《霞谷集》卷九）。足见王畿之形象在朝鲜阳明学者那里从一开始就是负面的，故而所受“待遇”也与日本截然相反。
无独有偶，日本还在1848年印行了《王心斋全集》和刻本。该本前有春日潜庵1847年写的序，后附有宫冈田裕跋。潜庵序文不仅对当时日本学界的心斋学有弊论提出了质疑和否证，更对王艮思想的核心价值——“易简”予以了充分肯定，认为易简是人之“天德”，王艮的精神乃是“简易”而非“简陋”，从而反映了日本阳明学乃至日本武士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所谓的“简易精神”。阳明学之所以能在日本大行其道，与阳明学的易简性有莫大关系。正是基于对阳明学之“易简”性的充分肯定，潜庵才对王艮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
总之，阳明学的传播区域不仅囊括大半个中国，形成诸多地域王门流派，而且分别从北南两个方向传播于中国周边，形成了朝鲜阳明学派和日本阳明学派，使之最终成为东亚区域17世纪以后的亚主流思潮。这是阳明学传播的最大收获，也是儒家文明与周边国家传播链中的成功范例之一。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12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